①细菌和病毒都是可以致病的微生物，但它们的特征区别很大。细菌虽然小，要在光学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但它除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位核酸之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包括作为居住“公馆”的细胞壁，储存营养物质的“仓库”，以及进行新陈代谢的“化工车间”。依靠这些。细茵能够摄取外界的物质并加工成需要的能量。
②而病毒就更小了，也可怜得多，且不奢谈“库房”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实际上它只有一个分子大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整个家当也只是一条表示生命的核酸而已。如果拿人来做比喻，细菌最起码也有条裤子，有只讨饭碗，有根打狗棒。所以细菌虽然必须在**内部的良好环境中才能繁殖，但处在恶劣环境中仍能生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病毒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除了它的生命和一张吃奶的嘴外便一无所有，毫无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病毒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的细胞内部，靠“窃取”细胞里的现成营养才能生存。一旦被排出体外，病毒就活不了几个小时。
③大部分抗生素对细菌起作用，是因为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胞繁殖，干扰它们形成新的遗传结构或者细胞壁。而正因为病毒只能寄生在别人的细胞内，自己不能完成这些生化反应。所以抗生素对病毒全无作用。
④病毒的生存能力既然这么弱，为什么还会那样猖獗呢?例如埃博拉的感染力极强，病死率可达80%.实际上大多数病毒远没有那么可怕，有的也不会使人得病。冠状病毒本来致病的能力并不强，问题在于“变种”上。变异的病毒和原来的不同了，它可能是无害的，但也可能变成“伤力”更大的病毒。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因反复变异而使伤力次第增大。因为就伤力而言，变异就像**，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赢下去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至少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记录。如果有过，可能现在就没有我们的存在了。
⑤必须指出的是伤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病毒一方，更重要的是人群的免疫力。变种冠状病毒之所以为患甚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变种后的新病毒。当人群有足够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也就小得多了。
用科学精神和公民素养，给战胜疫情增加砝码
犹如当年的非典防治战，这场敌人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所挑战的不只是医疗机构，也是对全民共同体，乃至每个人的考验。
不少时候，碰到灾难等突发状事故，舆论都会习惯表达“我们都是_人”，但就关联度而言，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人传人”的传染病疫情，能让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到——“我们都是防疫人”。
钟南山院士就建议，“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此类忠告和防控应对，需要每个人的配合，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不少人一时的便利、打乱原有的春节计划。像一些人原本约好的同学、亲友聚会，可能就得注意场合乃至取消，甚至一些商业行为也难免受影响。
必须承认，不少防控工作，尤其是涉及管控、监测、检查等，都是以削减民众的便利程度、牺牲局部利益为前提的。其中一些或可通过构建合理的机制来实现社会共担，但有一些可能注定需要个体的承担，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也是非常时期的不得已而为之。
本质上，这次疫情也是对民众科学素养与公民精神的“拉练”。多相信科学，遵循那些科学的“自我保护指南”，别被那些蹭疫情夹带私货的“鞭防传染，吸烟能消毒”、兜售阴谋论的“生物战”话语所蒙蔽;多循守理性，不盲目不恐慌，服从防疫的管制安排，尽量避免成为交叉感染的一环……这些都是个体应有的“价值自觉”。
当无数的个体能真正依据科学精神、秉持公民素养，合理调整防疫期的个体行为，全社会战胜疫情的砝码就大一些，成本就更低一些，最终带来的公共利益增量，也将回馈给每个人更多的安全感。
病毒所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应对系统。这个应对系统里面，没有人可以例外。目前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发展，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个体还是相关部门、机构，在应对上多一些“打提前量”和冗余准备，少一些盲目乐观和侥幸，多一些配合、公开，少一些自行其是，这样人们的从容就多一份，战胜病毒也能愈发可期。
说到底，就是科学精神和公民素养越充沛，越能给战胜疫情增加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