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徐无鬼》言：“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南北隋唐初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注曰：“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贤人其复多言?”
的确，我们不能以“善吠”作为评判良犬的标准。良犬要忠于主人，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或看家护院、或追寻狩猎、或牧羊御敌等的职责，完成主人交给的使命。如果只是喜欢吠叫，不辨主客、不分场合，那么主人的生活就可能不得安宁了，猎物就可能还没进入猎人的视野就逃之夭夭了，羊群就可能四窜失散。这样的狗连最起码的“智商”都值得怀疑，哪里还能当作“良犬”?
同样，对人的贤愚也不能以“善言”与否来评判。“贤人”应该是能为人群谋福祉的人，他有思想、有本领，用自己的行为为身边的人树立榜样，无论他在哪里都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正能量”，他们的影响力在于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言语，传说中的舜帝就是这样，史书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因为他会“耕”“渔”“陶”——会劳作、会做事，周围的人就是从他的劳作过程中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所以才会出现他到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的情景。倘若他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那么他的名字如何能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
也许有人会问：“孔门四科中不就有‘言语’科吗?孔子不也是要培养‘善言’的人吗?”我想这是对孔子的误解，孔子正是因为反对“善言”才重视“言语”教育的，你看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又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可见，孔门的“言语”科是要教人“慎言”而非“善言”的。古语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善言”之人口无遮拦，因言得祸，连自己都保不住，哪能为族群谋福祉?哪能成为贤人呢?
所以，“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在某种意义上和儒家倡导的“慎言”是有相通之处的。先哲们从不同角度提醒我们要敏行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