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们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他解释：“活着”，作为一个词语，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忍受，成为生命之予生活的一种状态，是活着的一个必需条件，但忍受，需要力量的支撑、爱的牵引，如果在忍受之中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幸福，那么，这种活着的方式也是不能忍受的。
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书的主人，年仅十三岁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同家人一起，躲避在几间密室里，忍受着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日子，在那种牢狱一样的环境与低沉、紧张的气氛中，仍然坚持读书、记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她能忍受的力量，来源于她心中的光明。
沈从文先生的笔下、《边城》中的老船夫，“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亲人——翠翠”，他能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力量，来源于他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爱。
而我们，生活在真实社会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呢?忍受生命的艰难与痛楚，忍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忍受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并在忍受的过程中，明了活着的理由，在忍受的过程中，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很欣赏余华说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在这种心态的使然下，他写出了这部小说《活着》，他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