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而鲁迅在诸多创作方法中选择现实主义为主轴之举也被史家过度阐释、定义，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因此争议不休。
在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性形象大都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读者较容易沿着它的指向性追寻到它的象征含义。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除具有象征含义外，自身也具有实在的具体含义;而且自身的具体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似的属性，有着一定的推理关系。唯独有《狂人日记》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象征性形象自身的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既无逻辑性，又有一定的推理关系。　　象征派与其他现代派一样，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们将形式的重要强调到极致，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这种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某些花样翻新是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　　鲁迅为何要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为何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家那样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视为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对立的东西?探索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鲁迅的多元创作方法观。　　鲁迅在这一点上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较为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肯定“为艺术之一形式的象征主义，严密地说起来是决非和写实主义相对立的。要之，是为了开发写实主义的远的步骤，是较之写实主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更加勇敢而合乎顺序的现实”。高尔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别的戏剧是不能把人从现实中吸引到哲学的概括上面的，—这一点您却做到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　　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首先在于更及时地服从思想革命的需要。面对数千年的封建上层建筑，鲁迅的忧愤是那样深广，为了使艺术形式这一外壳拥有尽可能大的思想容量，即卢那察尔斯基所肯定的“开发现实主义”，鲁迅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法—这个“内蕴”远远超出“外象”的方法，以便将作品的主题思想延展得更为深广。无独有偶，苏联诗人勃洛克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便创作了长诗《十二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创作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的认识。　　其次在于，思想革命这一任务决定了作品不仅应将观念借具体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应将具体形象高度抽象化为观念。象征主义表现法有利于浓缩生活、增强作品的概括性。《狂人日记》以它高度抽象的思想性，成为鲁迅前期反传统思想革命小说的“纲”。封建礼教“吃人”这一观念在鲁迅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又具体化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受、夏瑜、子君等纷纷被“吃”掉的人物形象。又如，在《阿Q正传》中，若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阿Q”这一典型，则不尽符合思想革命的需要;他还必须是“国人的魂灵”。于是“阿Q”这一具体形象不得不高度抽象化为“阿Q主义”的精神特征。　　其三在于，思想革命需要作者着力解剖国民的灵魂，并对其进行思想启蒙。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它的主观性、内向性如果用得恰当，可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客观性、外向性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