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很穷,全靠爸爸上山砍柴刨药养活我们姊妹五个,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八岁了,还不能上学,妈妈为此常抹眼泪。新学期开学了,我哭着要上学,妈妈借了3块多钱,把我送进了学校。
我的小学生涯开始了, 她把我和几个捣蛋鬼叫到办公室(住室),脸色严肃地训斥了几句之后,“啪!啪!”照他们的屁股上每人两下。他们没哭,我也没哭,但我心里高兴。我不知道,老师的手掌是空的。 他安排我和她的儿子小刚坐在一起,课间让小刚和我“斗鸡”(两手抱起一只脚,用膝盖啄斗的)。我不爱说话,她便经常逗我,亲昵地称我为“小猪娃子”。时间一长,我便敢和她说话了,偶尔也敢进她屋找小刚玩。每次她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格外高兴。 那一次,她笑眯眯地握着我的手问道:“冷不冷?小猪娃子!” 我一声不吭地把手拢在火上,不知她在屋里翻腾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拎了一双靴子出来,像妈妈似的说:“试试,小刚的。” 我死活不穿,硬说不冷,她哭了,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回家后,妈妈感激地说:“这几块红薯,给你们老师带去。记住,好好听老师的话!” 我知道老师对我好,也知道用学习成绩来报答老师。同学们都和我玩了,我不再是一只离群的孤雁,也不再感到自卑。别人拍手时,我也敢把手举起来拍,有时还敢缠着老师讲故事呢!说真的,是老师唤回了我的童心。 转眼我升入了初中,班主任是本村的一位民办教师。因为我成绩好,在学校一直是班长。刚开始,我颇受老师信任,班上的事务多交给我负责。可渐渐地,我发现,这位老师害怕班上的老黑。老黑的爹是大队干部,老黑在班上行为霸道,却没人敢管。他可以随便旷课、打同学,我 有一次,老黑说红伟冒犯了他,恨恨地打了红伟两个耳光。老师目睹了这一切,却没有敢说半个不字。时间一长,这位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变形了。 毕业的时候到了,同学们都说我准能上高中(因为那些年实行学校推荐升学),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天真地等待着。 推荐升学的名单公布了,上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而我们班的老黑却是首选,。其余3名被推荐的同学,也都沾了大队干部的光。回家后,我哭了,妈妈也哭了。从此以后,我仿佛看破了世间的红尘,只好颓丧地上了阎村的民办高中。我眼前感到一片漆黑,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82年才干了一个教师。 一直到现在,这两位老师的言行,就像抹不去的印记刻在我的心里,一个印迹清晰美好,一个印迹斑驳模糊。大队干部成了我一生的憎恨,但也只有默认罢了,谁让我生在那个不公平的年代呢?我想现在做老师的应该知道:你的劳动对象是孩子,你的爱、你的公平,一定影响着他的一生。 王万寿 2014年12月31日